陈昌浩何以没能成为元帅？诉说其功罪是非

陈昌浩何以没能成为元帅？诉说其功罪是非！！！！！！！！！

1。序言
   历史的烟尘已渐渐远去。长河浩荡，淘尽了多少风流人物。陈昌浩的名字，现在不知还有几人记得。这位当年叱咤风云一时的人物如今也和历史上很多风云人物，比如陈光等等，一同被人们遗忘了。
   陈昌浩是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二号人物，位在徐向前之上，李先念、许世友、宋侃夫这些后来的中共党政军大员都曾是他的老部下。1992年，有记者在北京遇到过一位曾经是陈昌浩警卫团士兵的现役将军，当提及令他敬畏的“首长”时，他老迈的双眼里突然灼灼发亮。“他是我们这些人的恩师和带路人”，他沉重地呼吸着，仿佛再次回到半个世纪前战火纷飞的激越年代。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统帅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立下赫赫战功的红军主帅，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眼中一度声名显赫，令人敬仰的传奇人物，早在1940年代，就被迫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长年“牧羊”苏联，在集体农庄里受尽折磨和苦难。六十年代，他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将西路军覆灭的责任。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魔爪的无情追击。
   红军历史上这么重要一位人物，至今仍不为大多数人所知。陈昌浩就这样在历史的冷宫里呆着，寂寞着。。。

2．陈昌浩其人
   1999年11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悉尼西区BLACKTOWN（黑镇）的某所普通的房子里，记者见到了一位年逾七十的俄罗斯老太太。除了她嘴唇上深深的咬痕（这是漫长监狱生涯留下的印迹），你看不到任何苦难和挣扎的痕迹。然而，这个莫斯科出生的俄罗斯老妇人，却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着神秘而密切的关系。1967年，她与前中国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夫人，同时关押进了中国最大的政治监狱－－北京秦城监狱，历时八年，受尽折磨，其罪名是“苏联特务”。而她的所有“罪行”中最致命的一项，是因为她身为某个人的妻子。
   此人名叫陈昌浩。关于陈昌浩，人物志里介绍说：“
   陈昌浩(1906--1967) ，湖北汉阳(今属武汉)人。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红军第四军、第四方面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过长征，后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1937年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是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39年去苏联养病，编译《俄华辞典》。1952年回国，后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叙述简短而又平静，你几乎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看不见风飞云旋中的波诡云橘。

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1927年9月，陈昌浩作为一名共青团员，被党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9年夏秋之季在中山大学发生了一场派别斗争。当时，陈昌浩担任团支部局书记。按组织原则，团支部局应受党支部局领导，但在清除布哈林分子的斗争中，团支部局办公室的负责人居然与党支部局办公室对着干。团的领导人中有人公开批评党支部局，认为党支部局执行了布哈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换言之，党支部局成员等于成了布哈林分子；而党支部局领导人则认为他们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双方的辩论斗争极其尖锐激烈。在此情况下，陈昌浩对团支部局的领导几乎失去作用，但他却坚定地站在党支部局一边，与党支部局领导保持一致，维护了党的组织原则。并与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杨尚昆、沈泽民、张琴秋以及徐以新(时为共青团员，因其观点比较动摇，所以被称之为“半个”)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出国留学3年间，陈昌浩与张闻天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段难解难分的历史之缘。 
   1930年10月，陈昌浩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于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大年初一，张闻天、杨尚昆乘轮船由大连抵达上海，住在福州路一家旅馆。说来也巧，第三天，正苦于与组织联系不上的张、杨，竟然在南京路口碰到了陈昌浩。 
   相逢之后，陈昌浩即将张、杨二人回到上海的消息立刻转告给中央机关。当天晚上，博古就找到那家旅馆，看望了张闻天和杨尚昆。

4．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大肃反
   1931年4月，陈昌浩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张国焘一起奔赴鄂豫皖苏区工作。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西征转战入川后，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增补他为候补中央委员，是仅次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中的第二号人物。
   鄂豫皖苏区大肃反，罪魁祸首在张国焘，陈昌浩为其帮凶爪牙，这一点上评价陈昌浩不为过。
   白雀园大肃反实际是鄂豫皖苏区创建者与共产国际归来者路线斗争的产物。张国焘抵达苏区后，以中央分局的名义，指责红四军没有主动出击，同时在土地政策上发生较大分歧。张国焘于是采用了非常方法来解决争端，在红四军南下作战期间，派遣陈昌浩乘飞机追上部队，在军队中大肆逮捕关押干部，在红四军返回光山白雀园途中，一边行军一边肃反，许继慎周维炯都是此时被逮捕的。部队到白雀园后，正式开始大规模肉体消灭，处决了大批红四军干部战士。随后又将肃反推广到地方基层政权，几乎将鄂豫皖苏区所有干部一网打尽，商城基层干部几乎无一幸免，以致于某些地方竟然没有一位党员，很多地方没有人敢担任干部职务。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在鄂豫皖无法立足，只好远征到川北。而到了川北，从共产国际归来的人群中也发生了分歧，在检讨失去鄂豫皖苏区的错误时，这些人指责张国焘和陈昌浩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国焘一面假惺惺接受批评，另一方面又指示陈昌浩、李特等人罗织罪名，首先从川北游击队开刀，再次祭出肃反大旗，搞的在川北也无法立足，只好西去寻找一方面军。在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仍然不忘从肉体消灭政敌，当曾中生写信向中央反映问题时，竟然暗中下令将曾中生秘密处决，还准备干掉廖承志等人，只是遭到周恩来等人的质问方才做罢。在这一系列肃反中，虽然直接主谋是张国焘，但陈昌浩作为其得力助手，其错误不能回避。
   1969年-1971年，在诞生过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以及后来的新四军第五师的大别山红色根据地里，还有很多很多老红军战士和老游击队员健在，有一位以采药为工作内容的知识青年曾有幸拜访过这些可敬的老人们，得以亲耳聆听这些老人们的回忆。他们讲述了1927年11月14日的黄麻起义，讲述过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赫赫威名，也讲述过自1930年前后，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人先后来到大别山，是因为什么原因，抛弃了这样一个处于大发展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如果大家有可能的话，可以亲自去走走，就知道为什么至今大别山的百姓们为什么不喜欢张国焘，陈昌浩等人。 


5．长征——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
   长征中至关重要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陈昌浩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已有4年之久。当时，由毛泽东、周思来和朱德等率领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计约八千人，而由张国涛、陈昌浩和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约八万人，是中央红军的十倍，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其气势令红一方面军这支远师疲兵“自惭形秽”。陈昌浩是它的最高指挥（“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他的座下拥有一大批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人物：国家主席李先念、元帅徐向前； 50年代中国几个主要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如许世友、陈再道、程世才、洪学智、数百名将军；以及郑小平时代中国军方的所有主要领导人，后者包括前国防部长秦基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和刘华清等等，而这些当今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昔日只是陈昌浩部下的一些连排长而已。
   两军会师后，陈昌浩深深卷入了毛泽东与张国涛的激烈的权力斗争漩涡。由于张国焘和党中央在战略行动上的意见分歧，陈昌浩与张闻天之间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随着斗争形势的愈演愈烈而更加严重。张国焘以四方面军八万人马为筹码，开始向中央争权。
   七月八日，川陕省委致电中共中央，指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说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七月九日，川陕省委又致电中央，再次重申张国焘七月六日向李富春提出的要求：“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十日，张国焘向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鉴于军事压力日大，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希望突破日渐合龙的国民党军，北上建立根据地。可是张国焘却极力延宕，按兵不动，继续在向中央讨价还价。
   七月十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在翻越了长征路上的第二座大雪山后，到达上芦花。对于张国焘拖延北上，毛泽东十分焦急，到达芦花的当日，便与朱德、周恩来一起，联名电催张国焘：“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
   七月十六日，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再次表明“浩甚望指挥统一”。
   十八日陈昌浩致电朱德总司令，提出要张国焘当军委主席：“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总司令(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七月中旬，徐向前与张国焘、陈昌浩先后到达芦花。
   为了推着张国焘往前走，尽快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毛泽东决定向他作出妥协。
    七月十八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首先提出经过充分酝酿的人事安排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帮助之。”妥协以后，张国焘得到了他想要的，但《松潘战役计划》仍然不能实行。
   1935年8月初，周恩来曾经写信给当时围剿红军的中央军统帅胡宗南，提及当年的黄埔师生之谊，请他网开一面，但是胡没有任何回音。鉴于时机已经因为张国焘的拖延而错过，中共中央不得不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作战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不得不带领全军走过死亡之路——“草地”千里大沼泽，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为左、右两路军向北行动。但是，张国焘又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政治局委员们，毛泽东叫张闻天起草个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错误作不点名的批评。张闻天也认为要压一下张国焘的嚣张气焰，于是就决定在中央领导人驻地沙窝举行会议。 
    这天傍晚，当张国焘、陈昌浩和10余名骑兵卫士从毛尔盖附近策马赶来开会时，张闻天已亲自在沙窝沟口待立迎候。这位成竹在胸的“总负责”，见到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便不由皱了下眉头，感到其中必有文章。他直截了当地说：“今晚是中央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让陈昌浩随同前来开会，本是张国焘自作主张，被“负总责”迎头拦驾后，张国焘显得很尴尬。他解释说，中央已决定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务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即使不够资格参加政治局会议，也完全可以列席会议嘛。 
   “列席也不行!”张闻天根本不予接纳，“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这样一来，反倒把陈昌浩弄得满脸通红。在此时刻，他不得不服从“负总责”的裁决。这一晚，陈昌浩和那一班骑兵卫士，就在沟口的松树林子露宿，辗转反侧折腾了一个通宵，心里很不是滋味…… 
    张国焘只带着他的贴身卫士何福圣，随张闻天步行进入山沟，去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深夜三时左右散会后，我步出沙窝沟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为什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翌日，陈昌浩便约见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 
    这次恳谈的地点是在毛尔盖附近的四方面军总部。陈昌浩事先召集就近驻扎的几位军师级干部，大家商定以后，便派人去请张闻天，说有重要事情向中央反映。张闻天来后，陈昌浩首先进行劝说，要求张闻天拿出“负总责”的权威来，让毛泽东等人采纳张国焘所提出的意见。在座的有一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广东人名叫何畏，原为红九军军长，新任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他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向张闻天大声吼道：“中央领导一错再错，到现在还不认错，我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党中央了!”其他军、师干部也一起对“负总责”争辩说，中央对张国焘的批评是不公正的，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不仅有很大的功绩，而且深受全体官兵的拥戴，如果中央不肯听取和采纳张国焘的意见，将引起四方面军8万余众的极大反感……。张闻天被激怒了，指着陈昌浩说：“对今天发生的这个事件，你要负完全责任!” 
    陈昌浩委婉地劝说道：“中央听不进国焘同志的意见，那就听听四方面军指挥员的意见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向你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请不要介意!……” 
   “陈昌浩同志，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我会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通报的。”说罢，张闻天气冲冲地转身离去。 
    沙窝会议上，陈昌浩终于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6．密电问题
   长征途中，张国焘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红四方面军这支强大的军队的领导人，中共领导人中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人，急欲凭手中实力与毛泽东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这场党内斗争，以共产国际出面支持毛而告终，张国涛节节败退，最后竟叛逃和投靠国民党，成为“丧家之犬”和“历史罪人”。
陈昌浩是张国涛手下最亲信的大将，又拥有八万精锐红军，毛泽东对他的忌惮与痛恨，自在情理和意料之中。但毛泽东同时又是一个富于眼量和极擅用人的政治领袖，他能够收纳“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将领如徐向前、李先念和许世友等，并予以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就不能原谅陈昌浩的“过失”？一些党史专家指出，这完全是由于那个著名的“密电事件”所致。
    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曾决定，会师后的原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统率。左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开创甘南根椐地。右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两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随党中央行动。右路军随张（闻天）周毛等人过草地后，党的上层发生北进与南下的分歧。陈昌浩本人是明确表示赞成红军合兵北上的，但张国焘坚持红军应南下建立根据地。
    9月9日，当时张国涛与毛泽东的分歧与斗争正如火如荼。毛泽东要求张国涛所属“左路军”“北上”，而张国涛则意欲“挥师南下”。是日，张国涛以与朱德联合的名义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徐向前，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率右路军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杀机”，已呼之欲出。此时，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短暂蜜月期过去后，早已产生摩擦，互有贬损和猜忌。上层关于南下与北上的激烈争论将至摊牌时，陈昌浩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红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朱）与总政委（张）电令他率军南下，他虽然不赞成也得执行，只好拨马向南重过草地。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涛部队的一枚“钉子”。 据广东梅州叶剑英纪念馆的有关文献介绍，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截获张国焘关于“南下、争取彻底政治解决”（大意）的“密电”后，没有送呈陈、徐而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担心陈、徐于党中央机关及原一方面军的官兵（林彪所部一军团已先行他处）不利，便决定与陈、徐等人不辞而别，当夜即率党中央及红三军等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为稳住陈、徐，在原一方面军队及中央机关悄悄开拔时，毛还到陈徐驻地去了一趟。双方部属都有人提出过激主张。原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先发制人，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人质，为毛泽东所不取；原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见彭德怀部不辞而别，并对四方面军放了警戒，电话询问要不要开打，亦为陈、徐所不取。应当说，毛泽东与陈昌浩作为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明智的。但电视剧突出了徐向前，让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却让陈昌浩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如果对陈昌浩稍微公正一些，只需要两三句与徐向前的对白，就可以揭示他此刻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不得不听命南下的（对于他个人来讲）悲剧性的决策动机。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毛泽东痛恨陈昌浩的原因，恐怕盖出于此。
    陈昌浩、徐向前一觉醒来，发现原一方面军派来的叶剑英参谋长带上军用地图、电讯二台台长曾希圣及密码本离开了前敌指挥部，沿途叫醒一部分原一方面军的人员，随中央红军连夜走掉了。陈、徐目瞪口呆之后，派副参谋长李特和四名警卫员带上陈昌浩致彭德怀和党中央的信，策马前去挽留。毛泽东等人自然不会改变主意，但毛泽东得体地表示感谢李特等人没有阻拦原中央红军的官兵归队，双方扬手作别。如此看来，假如陈、徐、李特等人为蒙受的不信任而悻悻然倒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上内容参见《陈昌浩传》）。
   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私下对儿子陈祖莫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近年以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随着目前“红四方面军”人马执掌大权，为“密电事件”翻案的呼声正日趋高涨。
    另一方面，密电的主要见证人叶剑英元帅，生前一直坚持密电事件的真实性。毛泽东曾在“文革”中称赞叶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命案”（由于叶救毛有功，毛毕生都对他宽大为怀，未加惩处）。而当年的西路军电报室主任、毛泽东派在陈昌浩军队中的另一枚“钉子”，至今仍撰写回忆录，坚称他当年曾亲手译出电文并将它交给了叶氏。正反双方均言之凿凿，令事件真相扑溯迷离。
    行文至此再简述两点。一是陈昌浩率部再过草地南下与朱、张会合，对中共与红军并非只有“分裂”的罪过而无功劳。诚如朱德所说，南下的军事行动，吸引了蒋军与胡宗南部队，对陕北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展开有策应作用；接应红二方面军汇合北上；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歼敌数万，播下革命种子，扩大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影响等等。几万红军将士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功绩，岂可因党内高层的纷争而一笔抹煞？
    二是，陈昌浩之所以没有随毛泽东北上，而率原四方面军人马南下，正是因为这个人纪律性太强、原则性太强而缺少机动性、灵活性、主动性的性格悲剧所致。他的一生吃了这个性格的大亏，包括后面的西路军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