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张爱玲与巴金、曹禺不同,无意表现时代号召下青年的奋激,展现时代对人的启示。张爱玲的生活体验,使她更关注挖掘小人物的人性本质,展示小人物的柔弱与坚强,她的这种关注生命的意识,使她在把握那些小人物时,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悲凉,看到更多的是小人物对命运的妥协。她笔下的人物大都走向没有光的所在,“留给世人一个苍凉的手势”。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这篇小说有一般没落故事共有的霉气、死气、鬼气,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没落故事。巴金写《家》、《春》、《秋》,是在不同的人物命运里,在众多的生活场面里,去展示一个家庭没落的过程。巴金气魄恢弘,对庞杂的材料驾轻就熟。张爱玲却不同,她对没落的过程不感兴趣,她只是从没落家庭中挑出一个人来,这就是姜家二奶奶曹七巧。作者所醉心的是这个人物在即将沉没的破船上挣扎的内心历程,全神贯注于人物惊心动魄的灵魂搏斗。
一个小市民出身的刁悍、刻薄、势利的曹家大姑娘,就这样开始扮演贵族少奶奶的角色。她老是扮演不象,从进入姜家的那天起,就注定了是个悲剧的角色。在西方美学中,悲剧是崇高的。在《金锁记》中悲剧是让人嫌恶。作者把人物丑恶而可怖的本性,赤裸裸的撕开来。让一些人从小说里看到自己。七巧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坏,这么不可救药,她因而喘不过气来。
七巧婚姻的悲剧发展为人生悲剧,是从她婆婆和丈夫相继去逝,姜家三房分家开始的。从那以后,这笔钱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钱给了她一个安全稳妥的世界,也给了她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为了守住这笔钱,她便有了一种警惕、自卫有心理。她是钱的主人,只是因为钱对生存很重要。可是最终钱成了她的主人。夹杂着痛快和痛苦的占有,完全主宰了她,甚至潜入了下意识。她爱钱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守成。钱花一个就会少一个,这样钱越发显得宝贵。于是对钱的占有,又推衍到儿女身上,她占有钱,而钱最终要归儿女,她又要占有儿女。母子之爱变成一种占有关系,任何一个和她争夺儿女的人都成了她的冤家对头。她逼死儿媳妇、姨太太,毁了女儿的婚事。这些难以相象的可怕的行为,产生于死守住钱的变态心理。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锁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一方面是对儿女的爱,因为爱把钱给儿女,另一方面是对钱的占有,又因为占有而害了儿女。可怕的是,她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她没有这种自觉,行为的不自觉恰恰说明了更深更顽固的本性在起作用。因为要活下去而占有钱,因为占有钱而占有儿女。因为占有儿女而害了儿女,因为害了儿女而使自己活不下去。七巧的悲剧 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
这种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哀叹,也出现在《红玫瑰与白玫瑰、《茉莉香片》、《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小说中。《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主人公佟振保,就是一个竭力想做“他自已的主人”,而做不成的人,整篇小说就是这么一个想做好人却又时时在干坏事的故事。
不用说,佟振保是永运无法做“好人”的,因不他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只是生活强迫他要去做好人。这就是他的悲剧。“一个是圣洁的妻子,一个是热烈的情妇,也许每一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两个女人象征着人的两种生活追求,时而是物质的,时而是精神的。追求只带来痛苦,永远达不到目地。这是一个不断循环而又无法摆脱的人生困境。人的一生,主要是在这两种追求中挣扎,永远脱不出自造的樊篱。
“人之初,性本善”,从小说看来,张爱玲是反对这种说法的。在佟振保身上,善只是争取生存的手段。他所有的烦恼和痛苦,正在于他不仅有善,也有恶。善恶不相差。却又集中于一身,人就是一个,人性却分裂了。“另有一个意志坚强的自己站在恋人对面,和她拉着、扯着、挣扎着……”所以他无所适从,顾此失彼,心灵没有一刻宁静。
张爱玲写小说注意力完全不在故事上。她感兴趣的是一颗颗活砰砰的心。她怀着一颗冷冰冰的心,用近于殘酷的态度去解剖它们,让污血流出来。她笔下的人物大都有强烈的的生存欲望,总是惴惴不安的等待、祈求、提防、挣扎。没有什么真正的爱,爱只是争取生存的手段。人与人之间,只有为 了生存而相互猜忌、算计、践踏。张爱玲用一种无可奈何,司空见惯的目光注视她创造的那个世界的芸芸众生。
她看着人本性中的弱点主宰着他们的命运,把他们往绝路上推。他们经受生活的煎熬。在张爱玲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他们身上,而这是无法无法克服的,无法摆脱的。
张爱玲所创造的形象,大都有一定的深度,这得益于作者对人生独特而深入的观察,她有自己对生活一贯而稳固的认识,这点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家所没有的。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第一是故事,第二是故事,第三还是故事。“作者自己既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幅深炯目光和冷静头脑……”张爱玲和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最大区别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