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族和中华民族

世界上的民族有两种，一种是血统民族，另一种是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前者的典型例子是朝鲜族，后者的典型例子是美利坚民族。

古代中国历来的观念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臣”，虽然也有“华夷之辨”，但那也是从文化上说的，凡是接受了华夏文化的，就是华族，否则就不是。比如，楚国早先被中国各国视为蛮夷，其国君也不回避，对自己的儿子讲：“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是以后，随着楚国进入中原活动，接受了中原文化，便逐渐被认为是华夏社会的一员。相反，一些早期是华夏社会的成员，如匈奴，《史记》上载是夏朝苗裔，在长期背离华夏文化以后，也会不再被华夏社会认同。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记载、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基因检测，都证明汉族是由多个民族融合而来，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血统因素，但汉族在历史的绝大多数时刻更像是一个皇帝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

清末民初，面对西方和日俄等国的挑战，中华民族的意识逐渐形成。梁启超等人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说法，但他们主要指的是汉族。

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组织了影响极大的“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与此同时，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
1911年12月1日，一小撮蒙古王公在沙俄的指使下，成立了所谓的“大蒙古帝国”。针对这样的分裂行为，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王公通电全国申明：“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是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过程中，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意义上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蒋介石当政后，一直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注；这里的一个民族指的是中华民族，并非汉族），虽然有法西斯的嫌疑，但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激发了中华各民族的凝聚力，使得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比如，虽然满蒙出了溥仪和德王这样的败类，但满族和蒙古族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跟他们走。许多王公贵族东北满族的聚居地曾是抗联最活跃的地方， 瑟福勒玛、德利格尔、额仁庆达赖三位扎萨克福晋，因为她们的抗日义举，被当时的舆论誉为“抗日三女王”。佟麟阁将军、陈翰章、高凤英、韩伍等人在抗战中为国捐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避免成吉思汗陵落到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协助蒙古族爱国人士将其从蒙古草原迁往甘肃，沿途经过榆林、延安、西安、兰州等地时，都有万人祭。

另外，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在捐资、运送抗日物资方面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至于汉族的抗战，那更是众人皆知，我就不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地位更加稳固。虽然最近由于社会转型，中华民族内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共识有所争议，但这无伤大局。

可以这样说，汉族是古代中国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而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汉族是中华民族的原型，但中华民族不仅仅是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