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一生,充满传奇。纵观其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不知创造了多少恢弘奇迹、谱写了多少传奇绝唱!而这位历史伟人在诗词、书法这两座民族艺术宫殿里的跋涉和探索,同样也是不朽的传奇。
业余爱好 却成大家
毛泽东是杰出的诗人,也是卓越的书法大家,这早已举世公认了。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也很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于诗词于书法,并不是很职业很专业的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业余爱好者。非常明显,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导师,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作为共和国的政治领袖,日理万机、鞠躬尽瘁……他的毕生事业,是阶级翻身、民族解放、国家振兴;他的终极追求,是人类进步、世界大同。诗词与书法,在他生活中虽占据一定位置,但与他的壮丽事业相比,毕竟只是一份“副业”,与他的伟大理想相比,不过是一种闲情雅志。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诗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而他的书法,也多半是在挥写政治雄文之余信手所得。
毛泽东作诗、写字,纯然是个人业余自娱自乐,既未拜过什么名师,进行系统训练,也没有参加过诗坛、书界的任何活动。他的作品,和任何当代名家没有师承渊源,也不属于文坛艺苑哪一个流派。他是业余选手,他是圈外人士。1939年1月,他致鲁艺诗歌社团路社的一封信中说:“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断的意见来……”近30年后,即1965年7月,他曾致信陈毅谈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毛泽东屡屡自称“门外汉”,固然是谦虚,但也可以看出他的业余心态。
然而,就是这位自称外行的诗词、书法业余选手毛泽东,竟然登上了让许多职业诗人、书法家都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这两座艺术高峰像孪生兄弟般耸立于云端高处,惊绝而峻伟。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艺术史上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一大奇迹。
无意为之 却成绝唱
毛泽东创造了诗词与书法的艺术双峰,让人觉得只能仰望而又无可攀援。然而,这两座艺术高峰却是在不经意之间构筑的。他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艺术天赋,也没有打算要成为诗人与书法家,更无意要留下惊人之笔,创造古今绝唱。然而,“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这种无意才孕育了最深厚最强悍的力量,创造了不朽的艺术。
这里有两个关于毛泽东写诗的真实故事:一个是关于《沁园春·雪》的。这首著名作品是怎样诞生的呢?它是毛泽东1936年2月在陕北写的。写后便随意将词作放进了抽屉,这一放便是整整9年!直到1945年,他才将此词抄寄给柳亚子,并称是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柳亚子慧眼识珠,即写和词一阙,破天荒地称赞毛词是“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然后,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了毛词与柳词,立即轰动了整个山城乃至全中国!倘无亚子先生的慧眼,这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词篇或许还要等若干年才能问世。另一个是关于《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诞生,就更加耐人寻味了。据田家英回忆,1949年4月,毛泽东得知解放南京的喜讯,欣然写下了这首七律,写了之后又不甚满意,于是揉成一团,扔进纸篓。幸亏田细心,从纸篓中捡起了这份手稿。1963年,田编辑《毛泽东诗词》一书,拿出这份手稿呈送毛泽东,毛大吃一惊。至此,这首沉默了14年的伟大史诗才得以公诸于世。
在书法上,毛泽东更是率性而作、天纵自然的典范。人们欣赏他的书法,常有这样一种感觉:从局部看、从个别字看似乎不是很好,总体上却是难得的纸上云烟。作者本人也好像只是信手涂鸦,无意求好,结果却是自成一体,妙不可言。
这种奇特的否定之否定,尤其表现在他的行、草书:总体布局出其不意,轴线变化奇妙莫测,黑白对比大起大落,线条质感浑然无迹,署款题名更放纵不羁。同为现代书法大家的沈鹏,曾这样评价:“强调个性,强调自我表现,纯然是高屋建瓴、所向无碍、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气概,着眼总体战略而不拘泥一城一池之得失,自由烂漫而毫不顾忌胶柱鼓瑟之成规。”而毛泽东1963年手书自己的词篇《忆秦娥·娄山关》,更是被书法家公认为现代中国书法史上的绝品。书卷望去苍苍茫茫,无天无地,像残阳萧瑟,如屈铁盘丝,犹危峰叠嶂,似巨浪排空。整个作品骨全肉莹,光彩照人,而点画横竖,却无迹可求!这是毛泽东妙手偶得的神来之笔,更是他特有的艺术气质所孕育升华的生命之歌!
不入明流 反成正果
毛泽东钟情古典诗词,但他所属的时代早已不是风流唐宋。古老的诗词艺术差不多已全部燃尽了它的光芒,新文化运动后新诗崛起,更是完全取代了她在诗坛的位置。毛泽东深知这一点。1957年1月,他致当时的《诗刊》主编臧克家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载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话虽这样说,可他还是不入时流写他的旧诗,不料这一写却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他成功地使行将没落的诗词艺术又焕发了生机!谁也没有想到,在古典诗词日暮西山的20世纪,居然还有人能写出如此完美的古典诗篇,像唐诗宋词那样脍炙人口,像李杜苏辛那样震古铄今!而这个人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巨大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给正在衰亡的旧体诗注入一支强心针和兴奋剂,使这种古老的民族艺术至今仍得以生存延续。有人说,毛泽东开辟了古典诗词的新纪元,这种赞誉并不为过。
在书法方面,毛泽东也是不入时流,执意已学。19世纪以来的书学时流是什么呢?简而言之,是重碑轻贴,碑学大盛。所谓碑学,是指重视对碑刻、铭文、甲骨书法的临摹和学习。碑学由清初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至清未包世臣、康有为推波助澜,终于形成一股书坛主流。进入20世纪,书法名家继续高举碑学大旗,大多尊碑抑贴,而毛泽东似乎不以为然,他终生与贴为伴。青少年时代,他多习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王羲之《兰亭序》及晋唐小楷。40年代末住进中南海,条件的宽裕,他临写法贴进入佳境。王羲之、王献之、王珣三人稀世墨迹(即“三希堂法贴”)被他反复把玩临习。1949年去苏访问,时间短暂,也不忘随身带上它。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临贴的兴趣由楷书移向草书。1958年10月6日,他致信秘书田家英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贴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歌决。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涉及书法的信件,透露了他晚年的书法观——主攻草书,也表明他一贯的临贴主张。这封信公布后,引起书界很大震动,有些书论家称它“发聋振聩”,“宣告150年碑学时代之结束”。此后,毛泽东集中临习草书大家怀素的《自叙贴》、《论书贴》、《苦笋贴》等,草书技艺突飞猛进。进入60年代,他的书法一年一个面貌,篇篇珠玉,令人惊叹。就这样,一位不入时流的书法爱好者,竟一举成为草书大师,摘取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桂冠。当我们再回看中国书坛近百年来几十位高手,能进入草书的也仅是二三人而已。而这二三人的草书器局比之毛泽东,似乎还相差很远。从毛泽东草书中,随意拣出一篇成熟之作,足以让许多专业书家为之汗颜!
毛泽东,神人也!